在古代中国，当皇帝亲自前往郊外庙宇祭祀时，礼仪中的册文都会使用“恭荐歳事”这个词汇，意味着皇帝以恭敬的心态向神祇奉献祭品，表达对岁月的尊重和敬畏。在亲郊庙的礼仪中，首先是从祭祀景灵宫开始，这个仪式被称为“朝献”，即向神祇献上祭品，表达对神祇的崇敬。其次是太庙，这个仪式被称为“朝飨”，即皇帝以庄重的形式接受群臣的敬意和贡品。最后是在南郊进行祭祀仪式。我曾经在收集和研究郊庙的礼仪时，对这三个仪式的顺序感到困惑。如果按照恭敬程度来排序，那么南郊的祭祀应该是最尊贵的，不应该排在太庙之后；但如果按照顺序来排序，那么景灵宫的仪式应该排在太庙之前。我找到了一个历史原因，解释了这种顺序的来源。
根据唐朝的规矩，每当皇帝要祭祀天地时，所有神祇都会预先派遣使者前来祭告，但太清宫和太庙的仪式则需要由皇帝亲自进行。这些仪式的册文都称为“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，不敢不告”，而太清宫和太庙的仪式则称为“奏告”，其他的仪式都称为“祭告”。只有在南郊进行祭祀时，才称为“正祠”。然而在天宝九年的时间，唐朝下了一道诏令，宣布太清宫的仪式应该称为“朝献”，太庙的仪式应该称为“朝飨”。从那时起，“奏告”的名称就消失了，所有的仪式都称为“正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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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皇帝亲自出席的仪式中，有一个座位被称为"正衙法座"，这个座位是由香木制成，并加以金饰。它的形状是四条腿，底部有斜角，座面前部稍微倾斜。在皇帝乘车出行时，会有一个老内臣骑马抱着这个座位，这个老内臣被称为"驾头"。在皇帝座位的后面有一把曲盖，被称为"筤"，它有两扇藤编的伞盖，通称为"扇筤"。这些伞盖都装饰着刺绣或销金图案，它们可以被视为古代华盖的一种延续。
唐代的翰林院在宫中，是皇帝居住的地方。玉堂、承明、金銮殿都在其范围内。翰林学士、工匠、官员和学识渊博的学者都在此供职。他们被称为翰林，就像现在的翰林医官、翰林待诏等一样。只有翰林茶酒司被称为“翰林司”，这是一种沿袭下来的惯例。
唐代的规定是，从宰相到初任的官员都没有宣召之礼，只有学士需要宣召。因为学士院在宫中，如果不是宫廷宣召，就没有办法进入。所以学士院门另外设了一道门，以便与皇宫相通。另外，学士院北门是为了方便学士应召而设的，因为学士院在浴堂的南边。
现在学士初任时，要从东华门进入，到左承天门下马；待诏、院吏则从左承天门双引至阁门。这也是按照唐代的传统来做的。唐代宣召学士时，学士从西门进入，因为当时的学士院在西掖，所以从翰林院东门接受宣召，而现在的东华门不是这样。
至于挽铃的故事，是因为学士院在宫中，即使是学士院的工作人员也只能在玉堂门外等待。由此可见学士院当时的严密程度。如今学士院在宫外，与其他部门没有什么不同，也设置了铃索等设备，但这些都只是沿袭传统故事而已。
学士院的玉堂曾经被太宗皇帝亲自驾临过。因此，至今只有学士上日才能正坐，其他日子都不敢擅自坐。过去的规矩是：堂中设有视草台，每次起草诏书时，学士要衣冠整齐地坐在台上。现在已不再这样做了，只是保留了一个空台。
玉堂东承旨的窗格上有火燃过的地方。太宗曾经深夜驾临玉堂，当时苏易简是学士。苏易简已经入睡，但突然醒来却没有蜡烛照明穿衣，宫嫔就从窗格引了烛火进来照明。至今那里没有更换过窗格，这是为了纪念太宗皇帝曾经驾临玉堂的事迹。东西头供奉官是在唐朝时期作为皇帝身边的侍从官而设立的。但从永徽以后，皇帝多在大明宫居住，因此就另外设置了跟随皇帝的官员，被称为“东头供奉官”。而西内仍有官员不废除，他们则被称为“西头供奉官”。
唐朝制度中，左右两省的供奉官对立排列，被称为“蛾眉班”。宋朝初年，供奉班在百官面前排列成横行。王溥被罢免宰相后成为太子，一品官员的队列在供奉班之后，于是命令供奉班恢复对立排列。庆历年间，贾安公担任中丞，他认为东西排列不是礼节，又命令恢复横行排列。至今，开始是排列成横行，等百官班次确定后，就改为东西排列；参拜完毕后，又恢复横行排列；等百官班次退出后，才出来。这是采用了过去的制度。
中国的衣冠服饰，自从北齐以来，全部采用胡人的服装。窄袖、绯绿色短衣、长统靴以及腰带上的各种装饰，都是胡人的服装。窄袖的衣服有利于驰马射箭，而短衣、长统靴都便于在草地上行走。胡人喜欢在茂密的草地上行走和居住，我出使北疆时都曾亲眼见过。即使是王庭也设在深深的帐篷中。我到达胡庭的那天，刚下过雨，在草地上行走，衣服和裤子都被打湿了，只有穿着胡人服装的人才不会被淋湿。衣服上所挂的“蹀躞”带子，原本是为了挂弓剑、手巾、算袋、刀砺等物件。虽然之后不再挂“蹀躞”，但仍保留了蹀躞上的环，环可以穿带子，就像马嚼子一样，也就是现在带上的装饰。天子一定要用十三环作为饰物的节制，唐朝武德贞观年间还遵循这个规定。但从开元之后，虽然还保留着胡人的习俗，但稍微有所改变。然而带钩仍保留着穿带的习惯，本朝增加了顺折的装饰，这是为了增加美感。幞头有四种样式：直脚、局脚、交脚、朝天、顺风，共五种。其中只有直脚是贵贱通用的。还有庶人戴的头巾，在唐人看来也是“四脚”的样式，即两条带子系在脑后垂下来，两条带子反系在头上，让它们曲折地附着在头顶上，因此这种头巾也被称为“折上巾”。唐朝时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用硬脚的幞头样式。到了晚唐时期，方镇开始擅自任命官员，他们开始僭越使用硬脚的幞头样式。本朝的幞头有直脚、局脚、交脚、朝天、顺风等五等样式。只有直脚是贵贱通用的。现在的人们不再把带子系到颔下，这两条带子就形同虚设了。
当我在史馆担任检讨官时，讨论了枢密院的一份劄子中提到的宣头从何而来。我查阅了唐朝的惯例，中书舍人在职堂处理诏书时，会抄写四份：一份作为底本，一份作为宣头。这里的“宣”指的是在宣布诏书时使用，并不是用来命名诏书的。晚唐时期，枢密使从宫中接受诏令，然后交给中书省，这就叫做“宣”。中书省接收到诏令后，会记录在籍册上，叫做“宣底”。现在史馆中仍然有旧的《宣底》两卷，就像现在的《圣语簿》一样。梁朝初年设立了崇仁院，专门执行密令。到了后唐庄宗时期，又恢复了枢密使的职位，让郭崇韬和安重诲担任枢密使，开始分别处理政事。不经过中书省直接下达的命令称为“宣”，就像中书的“敕”。小事则发布头子，拟定堂帖。至今枢密院使用“宣”和“头子”，而本朝枢密院则使用劄子。但中书的劄子，宰相要在上面签字，其次的官员则按照顺序签在下面；枢密院的劄子，枢长要在下面签字，副贰官员按照顺序签在上面：以此来区别两者的不同。头子一般只在给驿马等物品时使用。
在中书省里，百官如果遇到宰相，九卿以下的官员听到宰相高声喊一声“屈”，就要快步进去。宰相作揖和进茶时，都要高声赞喝，这就叫做“屈揖”。待制以上官阶的官员拜见时，中书省官员只说“请某官”，不用屈揖礼。等官员临退时仍要进汤，这时百官的座位都设在席南横排的地方，京官以下的官员都要站立。后殿引领臣僚时，待制以上官员可以坐着宣名拜舞；低级官员只要赞礼拜见，不宣布姓名，不用宣名拜舞。中书省面对稍显贵重的官员时，显示出与他地位相当。面对比自己轻微的官员时，会降低礼仪规格以表示礼仪。唐朝的制度规定，中书省的丞郎拜官，就要笼门谢。现在三司的副使以上官员拜官，就在子阶上拜舞；其他百官就在阶下拜见，而不用拜舞。这也是沿用了笼门谢的传统。
学士院第三厅的学士们，面对着一棵巨大的槐树，这棵树被称为“槐厅”。过去传说住在槐厅的人，多到可以成为宰相。学士们争着要住在槐厅，甚至有人会扔掉前任的行李来强行占据这个位置。我在学士院时，亲眼看到了这件事。
《集贤院记》记载：“开元时期的传统，校书官被称为学士。”现在三馆的在职人员，都被称为“学士”，是采用了开元时期的传统。
在馆阁的新书中，如果有错误的地方，会用雌黄涂掉。我曾经试验过校改字的方法：刮洗会伤到纸，贴纸又容易掉落，涂上粉又容易模糊不清，需要涂几遍才能让字完全消失。只有用雌黄一涂就能让字消失，而且即使经过很长时间也不会掉落。古人称之为铅黄，因为这种方法已经使用很长时间了。
当我担任鄜延经略使的时候，新设了一个厅，叫做五司厅。延州正厅是都督厅，负责延州的事务；五司厅负责鄜延路的军事，就像唐朝的使院一样。五司，指的是经略、安抚、总管、节度、观察。唐朝的制度规定，方镇要兼任节度、观察、处置三使。现在的节度使的职务，大多由总管司承担；观察使的职务由安抚司承担；处置使的职务由经略司承担。而节度、观察两案，都设有推官、判官，现在他们只是负责州里的事务而已。经略、安抚司不设置佐官，因为将领的权力不能过于分散。都总管、副总管、钤辖、都监同签书，而他们都受经略使的节制。
银台司兼门下封驳，这是给事中的职务，应当属于门下省，但现在的惯例却属于枢密院。下属的监寺都要写劄子；监寺提交申请书，即使是三司，也要说“上银台”。主判不按照官品来称呼，初冬时单独赏赐翠毛锦袍。学士以上的人，都从原来的官品授予。行案用枢密院杂司的人吏，主判在枢密厨房吃饭，这厨房就好像是枢密院的子部门。前代的藏书，分别隶属于几个地方，这是为了防止水火灾害和书籍散失。现在三馆和秘阁，总共四处藏书，但都在崇文院里。这其中官府的书籍，大多数被人们盗窃了去，士大夫家往往都能得到这些书。嘉祐年间，设置了八个编校官，对四个馆的藏书进行校对。提供了百名官吏，用黄纸将书抄写成大册。自此私人家里就不敢收藏了。校对了好几年，仅仅完成了昭文一馆的书籍后就停止了。
旧的翰林学士地位清高，都不兼任其他职务。在文馆的职任中，从校理以上都各有职务津贴，只有内外制的职务没有津贴。杨大年长时间担任学士，因为家里贫困，请求担任其他职务，他在上表的一千多字的文章中，其中有联句说：“我虚为甘泉的随从大臣，最终成为了莫敖的饥饿鬼。”“随从人员的病不会发作，东方朔的饥饿无法解除。”京城百官在上日（上朝）时，只有翰林学士的敕设能用音乐，其他即使时宰相，也不用这样的礼节。戏曲演员并由开封府点名集合。陈和叔在翰林学士任时，他兼任了开封府的职务，于是就不再用女演员。翰林学士院敕设不用女演员，就是从和叔开始的。礼部贡院考试进士那天，在阶前设香案，主考官与举子相互拜见，这是唐朝时的故事。考场上设置的座位、摆设和用品很丰富，官吏们准备了茶汤和饮料。到了考试学究时，则撤去帐幕和毡席等物品，也没有茶汤供应。考生口渴了就喝研墨的水，因为考场人人都舔过砚台了。不是故意要让考生们口渴的，而是为了提防毡幕和供应者私自传递所试经义。因为曾经有人考试失败，所以为了防备这种情况而采取这样的措施。
在嘉祐年间，进士报名完毕后，还没有进行殿试，京城里就胡乱传言“王俊民是状元”，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，人们也不知道王俊民是何许人。等到进行殿试时，王安石当时担任知制诰一职，和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两人一起担任详定官。按照旧时的制度，在殿试选拔举人时，先设初考官，先确定等第；然后再由初考官和考生一起参加覆考，再定等第；然后再把初考和覆考所定的等第交由详定官来确定最终的等第。这时，王安石认为初考官和覆考官所定的第一人都不是很合适，所以在他们之间另外选取了一个人作为状元。杨乐道坚守旧制，认为不能这样决定。两人的议论没有决定下来，太常少卿朱从道当时担任封弥官，听到他们的争执后，对同事说：“两位何必这么争执呢？我早在十日前已经听说王俊民是状元了，事情肯定早已决定。两位你们这是白费力气而已。”然而在最后，王安石和杨乐道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向皇帝禀告，而皇帝的诏书却听从了王安石的请求。等到打开密封的封条，才发现王俊民就是新科状元。详定官得到可以另立等第的权力，就是从这时开始的，并且成为了固定的制度。
在嘉祐年间，被选为官员的人不能骑马进入皇宫的宫门。天圣年间，被选为馆职的官员们开始从左掖门下马进入馆舍，当时被称为“步行学士”。到了嘉祐年间，在崇文院设置编校局时，校官都可以骑马到院门。然而后来中书五房设置习学公事官时，也根据惯例骑马去上班。
车驾行进的前面开路队伍，叫做“队”，就是古代的清道。其次的卫队，卫队是依据栏杆进入宫殿的规则，就是古代的外仗。宫中的近卫军，称这为“禁围”，如同宫殿中的卫队。《天官》记载：“掌舍没有宫，则供人门。”如今称为“殿门天武官”，精选全国身高的人八人。皇上到前殿时，持钺站在紫宸门的屋檐下；皇上要巡视时，则持斧立于行营的门前，行于仪仗马的前面。还有执鞭的十人，由武艺高强的人担任队长。皇上到后殿时，则持鼓在东西两边对立于殿前。也是古代的虎符和人门之类。
我曾经购买到后唐闵帝应顺元年的判案文稿一件，是宰相刘昫兼判三司堂检。判案文稿前面有草拟的奏状说：“官刘昫，右，伏以刘昫治国才高，纠正皇帝意图热切。正值元开头的年代，确实需计划开始的标准。应放在皇帝的心中，委任宰相判计，逐渐接近富庶，永赞圣明。臣等商量，希望授依前中书侍郎，兼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集贤殿大学士，兼判三司，散官勋封如故，不知道是否可以？如蒙允许，希望付翰林降制处分，谨录奏闻。”后面有制书一道说：“宰臣刘昫，右可兼判三司公事，应令中书门下照此执行。付中书门下，准此。四月十日。”用皇上前新铸的印。与现在的政府行遣稍有不同。
在本朝，重要的事情需要向皇帝禀告，通常会拟好呈上，经皇帝批准后才施行，这就叫做“熟状”。如果事情紧急来不及等待批复，就先执行，再拟制草稿并进呈皇帝知道，这就叫做“进草”。熟状用白纸书写，由宰相签字，其他执政官则签署姓名。进草则用黄纸书写，宰相和执政官都在状背签字。在堂检中，宰相和执政官都不签字，只有宰相在堂检背面书写日期，堂吏则书写姓名并加盖印章。拟好的状子有词，宰相签字但不盖印章，这就是它与其他文书的区别。大致唐朝人的风俗，从朝廷到郡县，判决各种事情都有文词，称为判词，就是书判科这类文书。签字和盖印这两项工作由冯道、李愚这两个人负责。而状检是由瀛王亲笔书写，其中有很多改窜、勾抹的部分。根据《旧五代史》记载：“应顺元年四月九日已卯，鄂王去世。庚辰，任命宰相刘昫兼判三司。”这一天正是十日，和这份堂检的日期相符。宋次道所写的《开元宰相奏请》、郑畋所写的《凤池稿草》、《拟状注制集》都用四六文句，都是宰相自己起草的。而这份拟好的状子是冯道亲笔书写，应该是沿袭了旧例。
【深度解读】 古代的礼仪仪式常常流传着深刻的历史视角和人文关怀。在上亲郊庙的仪式中，有着严格的次序和称呼。首先是回到景灵宫，称之为“朝献”；其次是太庙，称之为“朝飨”；最后才是南郊的祭祀。这一次序之谜曾在《郊式》的讨论中争论不休，无论是先尊重景灵宫还是太庙，都存在疑虑。根据唐代的故事，凡是有祭祀地上帝的仪式，百神都会提前派人祭告，只有太清宫和太庙是皇帝亲自行事。他们的祝词中都是说“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，不敢不告。”太清宫和太庙称之为“奏告”，其他的地方都称之为“祭告”。只有南郊的祭祀才被称为“正祠”。到了天宝九年，才下诏称太清宫为“朝献”，太庙为“朝飨”。从此就失去了“奏告”的名字，所有的祭文都被称作“正祠”。庆历贾安公成为中丞时，因为东面的门靠近浴堂，方便应召，所以学士院的院门特别设立了复门。现在的学士院在外面，与其他司局没有什么区别，也设立了铃索，只不过是为了装饰而已。学士院的玉堂被太宗皇帝亲自赏玩过。现在学士只有在上朝时才能坐在玉堂上，其他时候都不敢独自坐在上面。唐朝的大臣们根据古代故事，每次拜官都要作底本和宣本来进呈，即唐人所谓的“宣告”。现在的中书门下正值进呈之时，写成了白纸书，上面有宰相的押字，其他执政官员都写上自己的名字。这段文言文描写了唐代的礼仪仪式以及一些历史背景和细节，展现了当时的风俗习惯和官员们的职责和行为规范。
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古代的礼仪仪式是对上天和祖先的敬意和纪念，是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重要沟通方式。而现代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仪式和礼仪活动，例如国家大典、领导人会见、婚礼等，这些仪式对于社会稳定和传承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。同时，礼仪仪式也反映了社会的等级与秩序，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拥有不同的待遇和称呼。而在现代社会，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，不同的职位和身份享有不同的权限和待遇。
在古代的礼仪仪式中，宰相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。他们负责制定和执行政策，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。这与当今社会中的政府官员有着类似的职责和角色。然而，在现代社会中，官员的权力和责任也面临着挑战和批评，社会对于官员的期望和要求也在不断变化。因此，在解读礼仪仪式的同时，也要思考和探讨如何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发扬传统的精神和价值观，同时适应时代的变革和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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